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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从无锡长安镇胡巷那间茅屋走出去的胡福明，因为写作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，已经被历史所记忆。

    今天，人们说起他，总会想到“1978―中国―思想解放”，就像我们谈论眼前这个春天，总是联想到绿色、希望、苏醒、万物生长。

    1978―2008，中国走过了30年，胡福明也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，变成满头银丝的老人，惟一没有变化的，是他的青铜气质――思想者的姿态。

    4月15日下午，无锡春雨潇潇。在本报编辑部，胡福明先生用他未曾改变的乡音，向记者追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，诉说他心中的“往事与随想”……

    一个人的“战争”

    当我真正决定动手批“两个凡是”，精神反而振奋了，我决心搏一下。

    我不跟人商量，不牵连别人，我一个人干，独来独往，要砍脑袋要坐牢我一个人去。

    1976年10月，粉碎“四人帮”。中国，百废待兴。

    伴随着《祝酒歌》的旋律，人们释放着自己的感情，也对未来满怀着期待。

    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胡福明，像许多热血的年轻人一样“遭遇激情”――南大召开揭批“四人帮”大会，他第一个激情演讲；省里在五台山体育馆召开揭批“四人帮”万人大会，他又是第一个登台发言。当时，《南京大学学报》是季刊，1977年全年4期刊物，竟有3期发了胡福明的文章，其中一篇还被《人民日报》摘要转载3000多字。

    激扬文字，挥斥方遒，书生意气的胡福明觉得“时间开始了”。

    “我当时有一个预感，历史已经到了重大转折关头，要‘改弦更辙’了，中国要重新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了。”说起30多年前的那一幕幕，胡福明心潮难平。

    “你知道，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结是很深的，我感觉国家复兴的希望有了，所以表现得非常投入。”学哲学的胡福明毕竟不同于一般年轻人的冲动，他当时在琢磨一个问题：“四人帮”把国家搞得那么混乱，各行各业问题那么多，百废待兴，该从哪里下手啊？关键是要找到一个“总开关”，把关键问题解决了，才能理出个头绪。

    “那么这个‘总开关’在哪里呢？谁也不知道啊，我也在瞎摸啊。当时，我有许多课题在研究，这个问题也抓，那个问题也抓，就是希望赶快摸到这个‘总开关’。”就在胡福明上下求索的时候，1977年2月7日，“两报一刊”发表社论《学好文件抓住纲》，提出了“两个凡是”：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，我们都坚决维护；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”。“两个凡是”的出现，给燃起希望的人们兜头一瓢冷水，纠正文革的错误、拨乱反正还有指望吗？有一次省里开座谈会，胡福明发言说现在大学教育质量严重下降，教育秩序很坏，就几句老实话，主持会议的老同志马上打断他的话：小胡，你别再讲了。他的本意是爱护胡福明，意思是再讲下去你就要犯错误了。

    “你看看，‘两个凡是’一出来，连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都不能说了。平反冤假错案，为邓小平平反，为‘四五’运动平反还有什么指望吗？”胡福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。不过，这种沉闷的空气也使胡福明渐渐看清一个问题：“两个凡是”是拨乱反正最大的障碍。

    胡福明感到自己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现在我该干什么？“当时吃饭睡觉我都在考虑：要不要批‘两个凡是’？我能不能批‘两个凡是’？因为按文革的惯例，‘两报一刊’社论就是中央的声音，你批判它就是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毛主席、反毛泽东思想，这四顶帽子你吃得消吗？”文革之初，胡福明因为替老校长匡亚明说了几句公道话，被打成黑帮，吃够了苦头。“这一次要是再当反革命，肯定没有上一次那么便宜了，上一次因为我不懂，是‘受蒙蔽’，这一次是你胡福明自己跳出来的啊。”他内心的一场“战争”整整打了一个多月。

    1977年4月，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，主题还是“两个凡是”。这下，胡福明坐不住了，他准备动手写文章。胡老用下面这一段话描述当时的心境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如果我没有发现‘两个凡是’的错误，谁也不能责怪我，但是发现了，我不去批判，当逃兵是不允许的。你不知道啊，当我真正决定动手批‘两个凡是’，精神反而振奋了，人生难得几回搏，我决心搏一下。”

    一个人内心的战争，终于有了结果。胡福明三思之后，为自己写文章订了几条原则：“第一，站稳脚跟，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，这是我的阵地，离开这个阵地我就完蛋。第二，要尽量运用马列和毛主席语录，和他们打一场‘语录战’，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。第三，我不跟人商量，不牵连别人，我一个人干，独来独往，要砍脑袋要坐牢我一个人去。”

    一篇文章背后的人们

    胡福明惊讶：原来他们在背后做了这么多工作啊！

邓小平发话：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，扳不倒嘛。

    经历文革的人，谁都明白“黑云压城”的政治空气。当时如果直接批判“两个凡是”，危险太大了。“强攻肯定不行，我只能选择迂回，绕弯子，找替身。”胡福明选择了和“两个凡是”有“亲缘关系”的“天才论”、“句句是真理”、“一句顶一万句”等作靶子。这些谬论来自林彪，批林彪当时没人会反对。虽然比较含蓄，但大家也会看出言下之意。因为经过了文革，人们已经学会从字缝里嗅出政治的气息。思考成形的时候，胡福明特别激动。当时，恰逢妻子查出肿瘤，住进省人民医院开刀，他就一边看护，一边拿个凳子放在走廊里，找资料，写提纲。夏天，“火炉”南京奇热难耐，有蚊子，又没空调，他一写五六个小时。胡福明把马列著作中关于实践标准的语录七八十条全都查出来，然后分几个题目写了密密麻麻的提纲。

    1977年7月上旬，妻子出院，暑假中的胡福明在家里写了改，改了抄，到九月份开学的时候，把8000字的文章写成了。稿件寄给谁呢？他想到了曾经跟他约稿的《光明日报》编辑王强华。

    整整四个月没有消息。1978年1月下旬，胡福明意外收到王强华寄来的两份清样。王在信中说到上海、福建等地约稿了，经过南京时还找过胡福明，没找到，就回北京搞清查“四人帮”去了，因此把稿件处理得晚了。王强华对胡福明说了这样几点：第一，你要说什么我们是清楚的。王话里有话，没有明说。第二，你的文章我们要用，希望马上修改后给我。修改时注意，不要使人产生马列主义过时了的感觉。“我当时想，这不可能吧，我没有这个感觉嘛。但我还是改了，尽可能多讲几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。”不久，第二稿再寄去。“第三次以后，调子变了，他们希望我加强战斗性，加强针对性。原来要我收紧尾巴，现在要我放开胆子。我感觉有点蹊跷。但究竟是什么背景，我搞不清楚。”

    最让胡福明奇怪的一点是，他们多次说“文章很好，我们要发表”，可就是不见报。1978年４月下旬，胡福明去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，抵京当晚，王强华就把胡福明接到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杨西光的办公室。那天，理论部主任马沛文、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和杨西光的秘书在场。他们还把中央党校的孙长江请来了，孙是胡福明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的老师，给他讲过《周易》。师生二十年没见面了，很是高兴。

    坐下来后，杨西光手里拿着清样说，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这篇文章，因为听说中央党校也在研究同一个题目，所以把孙长江同志也请来一起讨论。“胡福明这篇文章4月2日的哲学版本来准备发表了，我看了以后觉得放在哲学版发太可惜了，要放到头版作为重要文章发，但是要改。今天请大家来讨论一下怎么改。”因为事前拿到清样都看过了，所以大家马上七嘴八舌地提意见。

    全国哲学讨论会分两个大组，胡福明是组长之一，他白天主持讨论，晚上修改文章。第二天一早《光明日报》工作人员开车来取修改稿，晚上又排好清样送来再改，就这么来来往往，改了两三次。会议结束，胡福明又被接到《光明日报》招待所，让他继续修改。

    一天晚上，杨西光到招待所看望胡福明。杨老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候补书记、复旦大学党委书记，文革期间受到冲击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到中央党校学习，后来到《光明日报》当总编。“这位老人是个忠厚长者，对我们年轻人非常关心。”30年后，胡福明回忆起这位老人，依然十分亲切。“他对我讲几个问题，一个是到报社是胡耀邦动员他来的，他在中央党校学习快要结束时，耀邦同志找他谈话，要他到《光明日报》当总编，并交给他一个任务，要改变《光明日报》面貌。他说，当时北京四大报刊是‘2：2’，《人民日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积极推动拨乱反正，《红旗》杂志和《光明日报》搞‘两个凡是’。改变《光明日报》面貌就可以把2：2变成3：1，推动拨乱反正。”怎么改变面貌啊？杨老指着桌子上胡福明的文章说：“现在我已经找到路子了，就从发表这篇文章开始。”那天，杨西光还跟胡福明谈了一个计划，他说还要请中央党校吴江等同志帮助修改，最后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。杨西光说，因为中央党校办了内部刊物《理论动态》，每篇文章都要由耀邦同志亲自修改签字以后才能在《理论动态》上发表，这篇文章最后也要请他审定，在《理论动态》上首先发表。当时，《理论动态》是逢五逢十出版，杨西光说：“他们５日发表，我们就６日见报；他们１０日发表我们就１１日见报。”胡福明听到这一切感到十分惊讶：“原来他们在背后做了这么多工作啊！写文章时是我一个人在悄悄地做，现在是成为一个有组织、有计划的行动了。”

    在这个过程中，杨西光还跟胡福明商量，文章发表时署名想用“本报特约评论员”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加强文章的分量，胡福明马上答应了他。

    1978年5月10日，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在《理论动态》发表。5月11日《光明日报》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。新华社当天播发，第二天，《人民日报》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。对于政治空气窒息的那个年代，这篇文章的发表如同丢下了一枚原子弹。

    果然，“凡是派”开始反击，指责文章“理论上是荒谬的，思想上是反动的，行动上是砍旗”。不仅某些领导人勃然大怒，在一些省市，讨伐之声频频出现。在《人民日报》转载的当天深夜，“毛著”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一位负责人打电话给《人民日报》值班总编，指责《标准》一文犯了方向性错误，是“砍旗”。中央某部一位负责人在一个全国性的工作会议上向各地打招呼，“不要因为《人民日报》转载了，新华社发了，就定论了，要提高鉴别能力”。

    5月13日下午,中央党校《理论动态》编辑组开会，对《标准》一文是不是“砍旗”进行讨论，有人转达某位领导人的话，提醒“理论问题要慎重”。参加会议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立即针锋相对地说：“理论问题要勇敢！”

    在斗争激烈的关键时刻，邓小平讲话了。5月19日，他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明确表示：“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，扳不倒嘛。”5月30日,邓小平在同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：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，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，简直莫名其妙。6月2日,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，再次批驳了“两个凡是”。

    6月初的一天，胡福明和妻子正做早饭，他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内容。“我听得出，他的讲话旗帜鲜明地对我们那篇文章表示了支持。从那以后，我才真正觉得心里有了底。”胡福明永远记得那一刻。

    不久，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。这场大讨论，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。

    一生的追求：思想解放

    30年发展，成绩很伟大，新问题也不少。

    希望从研究中发现有益于中国未来的东西。

    作为一个曾经影响了中国思想解放进程的学者，胡福明还有过20多年的从政经历，官至省委常委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。言及自己的“从政传奇”，他认为，由于一篇文章而从政的历史不能重演，因为那是特殊年代的现象。胡福明自认“本质上还是书生”，“我是个知识分子干部，不太适应官场，我最喜欢的还是思考”。

    胡福明把自己长于思考、善于发现问题的性格特征归功于年轻时的求学经历――“在北京大学我学的是新闻，老师教我对生活敏感，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；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，我学的是哲学，导师又教我掌握看世界、看问题的科学方法。”

    的确，“思考”伴随了胡福明的一生，他的肩膀上是自己的头颅，他不仅是用一篇文章，而是用一生在追求、探索思想解放。

    ――1980年代，邓丽君的歌在大陆校园传唱。一些人便认为资产阶级腐朽的那一套正在威胁中国青年。在一次会议上，胡福明公开向这种“质疑”说“不”：年轻人思想解放一点有什么不可以？一首歌不会葬送社会主义。

    ――1990年代，胡福明在探索现代化问题时，提出将思想解放与现代化结合起来考察。他在1995年出版的《苏南现代化》一书中指出：“为什么会存在思想僵化，真话不敢说，假话满天飞的现象？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制度建设还不完善。许多实践都证明，对于解放思想起到关键和保证作用的问题，正是民主问题。”

    ――用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来检验30年来中国的发展，胡福明直言：“成绩很伟大，新问题也不少。环境污染、能源紧缺、腐败问题、民主法制建设滞后，人民的监督参与力度还不够！”胡老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还谈到一件事：1999年他随江苏党政代表团到广东学习，当听到深圳的GDP多少的介绍时，他首先发问，“深圳户籍人口两百万，外来人口多达600万，600万人的民主权利如何得到保障？”当时在场的一位当地领导一时语塞。九年过去了，胡老提起这件事还是感慨不已。他告诉记者，最近他又将应邀赴深圳讲学，他一定还会向当地领导人了解这方面问题，他也会到基层去和有关人员面对面做调查研究。

    回首73年的人生路，胡福明最留恋的还是他潜心哲学研究的岁月，“思考是我最大的乐趣，思考才能使一个人长大，伟大的思想会使一个国家精神强健。”胡老告诉我们，近年来，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“两个教训”：苏共垮台的教训；中共执政50多年的经验教训。他要研究中共执政历史上的“两大纪念碑式的失误”，一是“大跃进”，一是“文革”。它们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浪费了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最为黄金的20年。他认为，自己研究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“希望从中发现有益于中国未来的东西”。（孙昕晨）